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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孔飞力的权力掮客论、福山的国家家族化论与梁启超的国家认同虚化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它们共同面对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无障碍的关系问题。

文化解释、民族国家解释和政治解释都有其内在的解释原理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各自的规范性，产生了不同视角下的解释效果。执政党是接受宪法和法律作为最终承认规则的现代政党。

法律标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标准。如果说1978年至2013年国家政治哲学着眼于小康中国，那么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总需求开始从小康中国走向富裕中国或幸福中国，国家治理方式随之需要发生改变，实现从邓小平所说的穷治的老方法向富治的新方法的转变，这或许是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和意义之所在。因此，中国国家行为在受制于法律、宪法和国际法等刚性法律规则制约的同时，也要求确立天下之法下的中国国家行为正当性，这恐怕是最难以落实也是最不能丢弃的文化和社会制约因素。只有使执政权力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才具有完整性。（一）法律下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 法律下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不能回避国家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正当性问题。

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从清朝中叶、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国家与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中介掮客阶层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现代国家不能有效成长的重要因素。执政党的法治观有别于国家法治观和社会法治观，也不同于纯粹的法学理论，但执政党的法治观是执政党的执政承诺，具有付诸具体法治的制度效果，也可以较为顺利地形成关于法治的公共政策。在比较大的群体中，共同意志直接行使是不可能的，如是，人民通过委派代表制定宪法来确立共同意志。

宪法具有构建一个国家政治结构的功能，赋予各个权力机关的职能和具体权力。自1954年的宪法开始，现实中的宪法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通过了宪法，但我们不能由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宪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假设父母是专制的，在这里专制是中性词，父母可以是为了子女的利益，也可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可以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去行动。卢梭将人民区分为两种政治身份：主权者和臣民，建立起人民主权的政治结构：主权者-政府-臣民，将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化约为：主权者→政府=政府→国家，也就是说，政府所施之于国家的行政权力，应该等于主权者所赋给政府的权力。

宪法先于政府，政府是宪法的产物。王人博认为，把全国人大的权力表达为宪法的通过更为妥当。

西耶斯有言：一切受委托的政府均应拥有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决断，是中国人民对现在与未来的政治决断，不是美国人民的政治决断，也不是学者的所谓良知。在你考大学时，你学什么专业可能是完全由我决定的，也可能是你我共同决定的，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可能不会出学费。1954年的宪法则明确宣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属于中国的制宪主体也就是人民的政治决断，同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权力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替代。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只是暗含在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第一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之间成立了政府。然后根据宪法选举立法机关和选举任命政府，于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代表性的共同意志发挥作用，进入到日常的代表政治：宪法确定的有限的政治。宪法的意志就是共同意志，共同意志要具有行动能力必须通过宪法赋予。

当你有了工作，如果你不想听我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但你也别指望得到我的帮助。在霍布斯看来，即使是最坏的君主制也比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要好。

为什么个人要联合起来呢？道理很简单：1+1=3，也就是说，个人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大于个人之和。人民主权建立之后仍然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领导者又从何而来呢？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然后西耶斯将其宪政化。

宪法是制宪主体创造的，正像孩子是由母亲生的一样。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是社会动物，他有爸爸妈妈，他最初的生活是与父母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密切相连的，而且这些社会关系会贯穿于他的一生，尽管或强或弱。《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起草的，但我们不会可笑地认为张君劢就是宪法的制定者。人民服从首领时所根据的那种行为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任用。西耶斯秉承卢梭的精神，在主张人民主权的同时也为现实可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找到了理论根据。任何以自然法、天道、科学、民主等来否定某国人民政治决断的宪法的行为都不符合宪法精神。

为什么要创建国家？社会契约论的答案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2.4 宪政原则及其理由 宪法是一国人民的政治决断，各国宪法差别很大，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差别也可能很大。

一方面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权力分立原则本文试图构建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在对于一个几乎是最关乎人的最根本制度的探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阐述我们对于制度这一范畴的方法论，人们之所以对很多问题的观点不同，其根本在于方法论的不同，从而导致思考路径的不同，最终导致结论不同，可惜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例如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曾经目标相同、起点差别也不大，但是大陆是台湾的几十倍人口，大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台湾是中国国民党领导，大陆的发展道路自然与台湾也有别。适度赋权论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

制度的主体性提醒我们，他国成功的制度可能不适合我们也可能部分的适合我们，我们需要站在自身主体的角度去进行判断。我们猜测实用主义猫论是四川农村老太太买猫时常常说的，她们去集市买猫是用来抓老鼠的，现在的城里人去商场买猫是不是也会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呢？不会。鞋子穿在自己脚上，自己感觉合脚就行，然而，有可能有些人的鞋实际上穿着不合脚也说合脚。1.3 制度的实效性 制度的三性要求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主体的目标，考虑主体的起点和约束条件，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能够很好得实现主体的目标，就是有好的效果，这就是制度的实效性。

法治思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法律可以抑恶扬善。我们在强调制度的自主性时不能走到仅仅自信的极端，我们在强调制度的可借鉴时也不能走到教条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制度下也是不同的，所以制度和人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因素，不可偏废于哪一方面。立宪党导制是基于中国宪政的实践提出的，然而，通过后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立宪党导制是一种普遍性的宪治体制，是与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它不是中国独有的，它可以适用于和中国类似国情的国家。

我们正在走的是现代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宣示了现代社会主义，遗憾的是未能深入研究其理论体系，所以也未能旗帜鲜明地举起这面大旗。不管中国猫外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

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走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将宪政的普遍适用性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是中国未来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也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例如目标都是健美身材，一个人是胖子，另一个人是瘦子，前者需要减肥，后者则需要增肥。科学与制度的区别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别，是实事求是和做事求效的区别。

如果别人的欲求与我的欲求不同就可以成为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基础。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实用主义猫论指导下取得成功的。

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衣服是否合体不仅仅自己知道，外界也知道。

1.2 制度的借鉴 制度的主体性是不是反对制度的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明确了制度的主体性反而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借鉴，而不是所谓简单化的移植。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